火炭華威工業大廈九樓 B 室的入口，乍看來，像網吧，又像咖啡店。
推開玻璃門，眼前的小黑板上，寫著「請脫鞋」三個大字。黑板旁是一個矮身膠架，上面擺放了幾對供客人使用的青色布拖鞋。換了鞋，再跨過擺滿一地的幾十對鞋子，便進到裡面，一個三千多呎的空間。
近門口的角落擺放了一座鋼琴，琴的另一邊矗立著一台體積龐大的足球機，足球機後面是開放式廚房，高身吧檯上擺了許多瓶威士忌，而餐桌上則擱著兩幅色彩斑斕的特大拼圖。
鼻子靈敏的話，還會嗅到殘留於空氣裡，那丁點魯肉飯氣味。
開放式廚房的後方是另一角落。接駁著家庭式遊戲機的大電視，前面放了一張灰色沙發，旁邊豎著一個雜誌架，再旁邊，卻是一部健身單車。單車下面有兩隻貓 — 花生和芝麻是牠倆的名字 — 正在躲懶。
如此佈局，就像那些開在工廠大廈裡頭，讓人一不留神就會消磨一整天的咖啡店，
「咖啡店」的盡頭，有兩間玻璃房。這天下午，其中一間被用作見工面試的地方。裡面有三個人正談得興高采烈，其中一人身穿加大碼深藍色長袖衛衣，胸前大刺刺地印著 C-U-H-K 四個字母，顯得特別搶眼。
他不是穿便服來見工的中大學生，而是這家「咖啡店」的老闆。
這個地方也不是甚麼咖啡店，而是一家名叫 Oursky 的本地 Startup。
一、舊日所相信價值
我希望改善本地初創和科技企業的生態環境，配合香港經濟高增值發展的大方向，促進本地產業多元化。— 曾俊華在「財政預算案」發言
這是一個講究「增長」和「數字」的年代。要衡量一間公司的成就，我們需要一些量化的資料，譬如說 — 它拿了多少個獎項？它有多少個員工？它賺了多少錢？
由此看來，Oursky 這家本地 Startup，算是頗有成就。
前年它開發的手機應用程式 Jamn，全球有足足二百萬人次下載，還獲得一連串行內大獎，像「亞洲智能手機應用大獎」的「年度榮譽大獎」，又或是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的「最佳流動應用程式大獎」。總之，獎項多不勝數。
公司的環境同時在「增長」。去年年底，他們由之前千多呎的單位，搬到這個逾三千呎的地方；員工數目也由當初的四個，到去年的廿四個，然後增至今天的三十個。並且還在請人。
新員工包括剛才在玻璃房，跟兩位老闆談得興高采烈的男生。
「他中大畢業的，在基關組（基層關注組）搞開『特更』（即替校內的女工合作社看舖）。」鄭斌彬 (Ben) 輕輕摸了胸前那四個英文字母。「哈哈，所以就請咗佢了。」語氣似是開玩笑，但如果你認識 Ben 的話，又未必覺得太出奇。
這可能跟他身上那四個英文字母有關。
Ben 畢業於中大，唸的是訊息工程，但同系的同學大概不太認識他：「我不是那些專心上堂的學生，基本上走了所有堂，無人識我的。」本科的堂都走光了，空出來的時間，究竟做了什麼？現在回想大學三年，他記得自己至少做了兩件事。
第一，混進其他學系的課堂旁聽。特別是社會學系和政政系的堂，上得特別多。就連那些學系的教授，譬如陳健民，也幾乎要把他當成本科學生了，「即使畢業之後，仍然會去那些教授家裡拜年。」不是本科的教授，而是社會學系的教授。
第二件，是當中大學生會副會長，走在社會運動的前線。他記得自己做 Final year project 的 presentation 當日，「都仲帶緊同學去示威，因為廖秀冬來中大。」示威完畢，他又捧著電腦，飛奔回去做 presentation。
這兩件事加起來，令他成為工程學生之中的異數，「亦都無受 engine 學生的薰陶。」他不喜歡他們開口埋口，都是股票、電腦、搵工，「話題從勞動人民轉換到資本累積而已」。
他的志向因此改變。畢業後他沒有像同窗般蜂擁到大公司打工，反而申請去做 NGO。「當時經常想，自己的志趣，是在能夠改變社會的事上面，哈。」他一邊說，一邊指手劃腳，為「改變社會」四個沉重大字，加上「引號」。
「又或者，是想嘗試實踐一些價值啦。」
「價值」，是 Ben 經常強調的兩個字。八年前大學畢業如是，今天當上老闆，仍然如是。
二、最初，他在堅持
Ben 踏進我們進行訪問的房間前，他身後的同事們碰巧在起哄。
「等一等。」他回頭，關上房門。「他們有時會比較嘈的。」未幾，門外開始傳來砰砰嘭嘭的碰撞聲，應該是在玩足球機。
這是他跟拍檔創立這間公司的第一天起，就想營造的環境。
「當時已在想，其實間公司可不可以平等一點？同事係咪應該都可以參與決策呀？做什麼都可以大家一齊傾，自由啲。」他擠出一個開玩笑的表情。「你就當係……在資本主義架構底下成立一個東西，自己運作，又有相對大的自主度。」
他說自己是左膠，抗拒資本主義。
「這件事對我來說，很吸引。」
當年是 2008年，Ben 大學畢業剛剛一年。畢業後，陰差陽錯下，他沒有進到 NGO 工作，反而到了港大當教學助理，教新媒體。這份工薪金不錯，也頗為空閒。但在辦公室裡，他又偶爾會左思右想。
「無聊得來又要被困在座位上，感覺真的差勁。」
於是他辭了職，跟當年一同搞學生會的兩位好友坐下來，凝視同一塊白板，構思可以搞點什麼。然後，他們跟以前相熟的大學教授借了點錢，又到銀行申請貸款，再加上自己的小小積蓄，湊成四十萬，開了間公司。
心情理所當然地，戰戰兢兢。
「大佬我以前真的沒想過做生意喎！我並不是那些讀書的時候已經寫 business plan 好犀利，參加創業比賽贏哂，一畢業就著住套西裝，行出來話要搞生意的人。」
當年的他，連 bookkeeping 和 audit 都分不清楚。寫商業計劃書的時候，還要特地到圖書館一趟，借了一本 Business Plan for Dummies。
就連開會也是一門學問。「當時我們用好多時間去處理一些『價值』問題，好上莊 feel。」譬如說，開會應該怎開？議程要怎樣擬定？他們也要進行討論。
「所以正常人看我們，可能像發癲。」
但 Ben 還是要透過這門生意，實踐自己所堅信的價值。
他的第一盤生意，名叫 FONCEPT，一個售賣 T 恤的網上平台。「當年未受咁多挫折，會很主動地嘗試將各種自己鍾意的東西帶入來。」譬如說，他們會製作政治訴求鮮明的 T 恤，如「撐普選」、「撐公投」，賣給同路人；又會刻意地把本土元素放進產品裡頭，將 T 恤的包裝盒弄成舊式鐵皮郵箱的模樣。
可是這些美好的初衷，還是不敵「做得不夠快」、「賺得不夠多」的壓力。才辦了一年多，FONCEPT 就結束了。
Ben 身上的深藍色衛衣，前面是「C-U-H-K」，背後是黃傘的圖案，下面印著「時代在考驗我們，我們要創造時代」的口號。我記得，去年走在佔領區內，滿目都是這種信息明確的社運上衣。年輕人似乎都十分受落。
「我成日諗，如果我們繼續堅持做到而家，就 OK 喇！」
有些價值，只要堅持下去，最後就有可能成功。但問題是，現實裡又有多少人，能夠堅持不妥協，不後退，直至最後？
三、後來，很自然地妥協
我們談了大半小時，Ben 仍完全沒提過 Startup 這個字。也許因為他由始至終，一直不覺得自己是在搞 Startup。
偏偏近年 Startup 風氣盛行。
「好似身邊有好多雜音，走過來跟你說，Startup 應該點做，不應該點做。」創業初期，Ben 當然動搖過，還不止一次。
他試過糊裡糊塗被人慫恿上台 pitch 投資者，「但明明我們根本不會從投資者的角度去諗自己盤生意。」甚至試過成功向投資者籌募資金，再三反思，覺得不符合自己的理想，於是忙著交還資金。
「唔識處理囉，好自然地跟隨別人的說法去做。」
「有段時間，是為了生存又好，為了追逐賺更多錢也好，愈做愈多自己唔想做的東西。」例如是承接廣告公司的 IT 工作。「其實這些工作幾無聊，但那時候又覺得容易賺錢，一頭栽過去。」
「增長」、「賺錢」，是許多人口中的「Startup 本質」。
整天被這些噪音包圍的 Ben，開始選擇更多的妥協。FONCEPT 結束後，Ben 的公司漸漸變得實際，他們一邊承接其他公司的外判工作，一邊自主開發 Ben 口中「比之前悶好多」的手機程式，譬如是線上表單建立及管理系統 PandaForm、設計作品意見反饋平台FileSquare。
「自己本來堅持要有好多時間做 development，做 coding，而家 obviously 無哂啦。」
四、誰的 Efficient？
有關 Startup的雜音，近年愈發聒噪，還在社會反覆迴盪 — 翻開報章，愈來愈多 Startup 的成功故事在吸引讀者眼球；走進大學，愈來愈多活動邀請 Startup 界名人分享創業心得。
但最「吵耳」的，始終要數到政府。
今年年初，曾俊華在財政預算案中提出，為了「改善本地初創和科技企業的生態環境」，將向「創新及科技基金」注資的五十億元；另外科技園公司又會預留五千萬元，設立「科技企業投資基金」，以配對形式，與私人資金共同投資園內的 Startup；再加上梁振英為了成立「創新及科技局」而進行的一連串舉措……
總之要大灑金錢，誓要把「搞 Startup」，成為一時風尚。
Ben 對這做法當然有所保留，「如果你做不到其他東西，咪比錢囉。」
但 Startup 最需要的，不正是一筆資金嗎？我問。「比一舊錢人家去做，一定可以令創業的數字增加。」但數字上的增長又如何？Ben 認為，政府盲目地鼓勵創業，不單有可能浪費創業年輕人的時間，還可能導致科技人才上的供不應求，因而扼殺了真正有心做、有潛質的一些 Startup。
所以，「這不是一種很efficient的方法囉。」
對於政府依賴科技園注資 Startup 的做法，他同樣無法理解：「又是科學園？我不是話它不好，但它本身都是一個官僚機構，怎樣能 set 一些 make sense 的 rules 呢？」
Ben 的公司曾透過 incubation programme，進駐科技園，對於這地方的官僚作風，自然一清二楚。「科學園好多文件，行政嘢要搞，對一些 Startup 來說，會浪費咗太多時間。譬如去 claim 錢，買器材，那些文件厚到嚇死你。」又會要求進駐的 Startup 寫一份未來三年的計劃書。「但搞 startup，點寫一個三年的 plan 呢？會變嘛！變才是常態，所以是唔 make sense 的。」
對比外國的 incubator，更是相形見絀。「人家的做法，是比少少錢你，比 network 去 mentor 你，還會幫你做哂麻煩的事情，HR呀，Legal呀。但它（科技園）剛剛相反。」Ben 苦笑。
「當然退後一萬步來說，它至少比到一個比較平租的地方你。」退後一萬步，是 Ben 的口頭禪。「但呢個是不是一個 efficient 的方法呢？」
又回到這條基本問題：究竟夠不夠 efficient？
對於政府來說，這種花大錢鼓勵創業的政策，恐怕就是最 efficient 的 — 起碼初創企業的數字，他日定必大幅增長。假設新增的 Startup 有一百間，如果幸運地有其中一間成功突圍，那麼政府就可以自圓其說，甚至值得大書特書了。
然後，他們就可以交數了。
因此說到尾，所謂的 efficiency，還是要視乎提出的人究竟抱持怎樣的一套，價值觀。
五、誰的數字 誰的價值
這個訪問，我原本打算找 Ben 講科技，談 Startup。
結果大半時間，我們把「數字」、「增長」這些談 Startup 必講的詞彙，拋諸腦後。說得最多的，反而是「價值」，還是一種無法量化的價值。
Ben 卻覺得在這個大家都愈來愈 data-driven 的年代，堅持這些「價值」是其必要的。
就像遊戲設計。以前的設計師會思考怎樣令遊戲變得更好玩，現在流行遊戲中途付錢，於是大家的方向，開始變成「提高玩家花錢的速度」，遊戲好不好玩，再不重要。重要的，是玩家會不會上癮。
「我們不是造 game，我們造的是給白老鼠玩的電掣，令他們按下去會覺得 high 的。」Ben 記得有個做遊戲的朋友，跟他說過這兩句話。「所以我們做的，其實是把人性的弱點找出來，然後強姦佢，就是咁。」
這個說法變態，但又很真實。「所以如果所有識做這些事的人，都是純粹 data-driven 的 engineer ……那樣就會好恐怖。」
但我們正身處一個這樣的年代。現在 Startup 蔚然成風，也就是政府講究數字，追求經濟增長的結果。如此時勢，恐怕難以扭轉吧。
他不同意。「政府純粹是想用數字來呃你，他們那種不是 data-driven，而是 KPI-driven (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) 之嘛！」官員看的，從來不是整體的 data，而是片面的數字 — Startup 的數量、撥款的金額、對經濟增長的貢獻。
「他 track 什麼，就反映了他背後的價值。」
又是「價值」。
六、不是 Startup，是咖啡店
Ben喜孜孜地跟我介紹這裡的陳設。
「裡面無櫈坐，因為不想大家開會開咁耐。」他指著其中一間玻璃房，裡頭有一部健身單車。「但又怕大家無嘢做，就放了部單車入去。」
這時，有貓經過。「好多同事想養，但我最初覺得，你唔可以叫公司養貓，因為公司會執嘛，三長兩短無人知。」後來有同事願意負責，包生養死葬。「OK，你負責，你養。」他才同意。「好容易啫，比人養貓不是太難，只要大家唔敏感就可以了。」
如是者，Ben還分享了許多在他公司發生的「怪事」。例如，午飯時間會有同事在廚房煮魯肉飯；下午茶時段會有人戴上手套，從焗爐端出一盤香噴噴的蛋糕；黃昏的時候偶爾會有人傳來威士忌，問你要不要喝。
「別人或者會覺得怪。但當我們那套制度有空間，容許它存在，它就會自自然然發生。」
以前他們甚至每月有一日 game day，公司上下一起出外遊；每星期又有個時段，讓員工在同事面前 present 自己喜歡的東西，「有人講 technical 的東西，有人講後現代藝術，還有同事重新解釋莊子，講《庖丁解牛》，好誇張！」
更誇張的是，這家公司沒有定明上班、午飯、下班的時間，甚至連放假也毋須批准，作風自由。
有朋友勸 Ben 說，這樣管理一間公司，行不通。
但他仍然偏執地堅持。原因很簡單，他堅決相信，這樣才符合他創業的初衷。
「『改變社會』我就好早放棄咗……」他不再很天真地打算一手一腳，去改變整個社會。「但其實改變自己身邊的人都好好啦。如果我能夠 provide 到這樣的環境給大家，可以在生到仔、買到樓、經濟上支持到正常生活之外，又能夠以一種被信任而比較自由的形式生活，都算係咁。」
這就是他最初所說，在資本主義的嚴密架構之下，自己能夠嘗試實行的一件事。
以及他所珍視的一點點價值 — 公平、自由、信任。
但很明顯，這些價值跟 Startup — 尤其是大眾眼中跟「增長」劃上等號的 Startup — 完全違背。
所以 Ben 才不認為 Oursky 是一間 Startup。「比較適合用 Startup 去形容的公司，可能真是那種，快來快去的公司。好快就有點成就，好快就攞到 investment，賺到錢，然後好快 exit，或者消失。」總之就是目標明確的公司。
但這裡不是。
那他會怎樣形容這間公司？Ben想了一會才答：
「more like是一間咖啡店囉，其實。」
許多人開咖啡店，目的都在追求一種有別於主流的生活模式，實踐一些另類的價值。Ben 和同伴也一樣，用開 coffee shop 的心態來搞 startup：「我們一畢業就開公司的原因，是我們想過自己理想的生活，more like 是一種 lifestyle choice。賺錢可能是次要。」他頓了一頓。
「當然，你話次要啫，可能好多同事會話『唔係呀，都要開飯架』。」他笑著補充。
七、「我不適合當老闆」
像 Ben 的朋友所言，這套方法有時也行不通。
曾經有同事跟他投訴這套機制，根本並不公平：「有人放了比合約所寫還要多的假期，但有人幾乎沒放過假。」他珍視信任和自由，但也有同事選擇 abuse 這套制度，用盡信任和自由帶來的好處：「在呢度工作就是要鬥 hea 囉，我能夠用最少的付出，令到其他人覺得我做咗嘢，咁就夠啦。」有人跟他這樣說，Ben 有點氣餒，「咁我可以點啫？」
他頓悟，這正是他這個「左膠」需要面對的一個現實：
「你不能夠假設每一個人都是左膠。」
還有別的問題。隨著公司的規模越來越大，新同事越來越多，大家的價值觀也因而有所分歧。「你都要接受大家同事幾 friend 都好，但都不是個個都想跟你玩，有些人可能會覺得你唔好搞咁多嘢，我放假休息好過啦。」於是以前的 game day，現在取消了；好像很好玩的 Presentation 活動，也改為自願性質。
作為老闆，他只得慢慢地調節這套制度，務求令每個同事都在這裡工作得愉快。
最後，我好奇問他，覺得自己適合當老闆嗎？
「絕對不適合！」他哈哈大笑。「不小心做了，成件事錯哂。」但既然開始了，就只得堅持下去。
老實說，我不是 Ben 的員工，不清楚他是否一個好老闆。
但跟他談了個多小時，至少可以肯定，他是一個很奇怪的老闆。問他創業至今最滿足的事是什麼，他會衷心回答，是「見到同事真的開開心心地玩。」問他什麼事最令他介懷，他說，近來新同事多了，昔日的工作文化逐漸蒸發。
從他的答案，你會發現，這個老闆最關心的，由始至終，都不是研發出來的程式厲不厲害，也不是公司現在賺不賺錢，而是 — 同事們究竟是否心甘情願為這間公司工作。
當然，Ben 也會埋怨公司賺得不夠多，空間不足以讓他們去做新的嘗試；他亦希望公司在商業上有所突破，所以特意騰出幾個同事，不用接別的工作，專注研發對技術層面有很高要求的程式。
但你絕少會聽他提起數字，又或增長。
「我們不是對增長無要求，但我們的存在，不只是為了增長囉。」
source from 《立場新聞》新專題「Start 噏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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